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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三开机号100查询:“法治專業化”的陷阱——《馬背上的法庭》與法治群眾路線

 

双色球近30期基本走势图 www.xknji.com 作者:徐 斌

摘要:電影《馬背上的法庭》展現了一個多元秩序并存的中國基層法治語境。以此為樣本,本文針對影片所反映的、以劇中人物“阿洛”為代表的國家法中心主義“精英法治觀”進行批判,秉持傳統政法踐行的中國法治群眾路線,通過“審執合一”的派出法庭模式深入群眾,完成了以“同意”為基礎的社會整合。文章進而指出,群眾路線與精英法治觀兩種法治理念的根本沖突是后者以知識與欲望來否定前者所尊重與理解的真實社會禮俗,喪失了基層法治建設所需要的職業倫理與政治倫理,從而揭示了當前中國基層法治建設偏離群眾路線的現象。


與《秋菊打官司》等改編自小說的法律電影不同,《馬背上的法庭》基于真實的法律新聞改編,采用了紀實的創作手法。該影片的創意來自《人民法院報》有關寧蒗彝族自治縣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法官的圖片報道。電影的每個案件都經過精心設計,以展現中國當代基層法治的真實邏輯與矛盾。在西南少數民族山區中,法官老馮、阿洛與楊阿姨組成巡回法庭,穿梭于雞頭、雞肚與雞尾三寨,解決村民訴訟與糾紛。導演在每個寨子中安排了兩個案件 (見表) 。作為國家法官的老馮,隨著大山的深入也越來越“無能”處理這些案件,最終以阿洛的私奔、楊阿姨的退崗、老馮的喪命而終結。作為一部主旋律電影,影片內含的沖突與張力成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基層法治建設的縮影。


多元秩序中的“國家法中心主義”


法官老馮面對的西南民族地區并非是一片同質化的地域。在這片土地上,喇嘛廟門、祖宗祠堂、彝族瓦房與國徽法袍一同構成了多元秩序并存的世界。除了國家的正式法律制度之外,影片中的三個村寨同時存在著傳統習俗與長者權威。老馮此次入山的任務是處理法院已經受理的三個計劃案件。在這些案件中,不僅有國家法律在維持著村寨秩序,其他規范也在與法院展開著競爭。這種競爭現象特別體現在影片中的三個突發案件中。


雞頭寨是進入這片大山的第一座村寨。這里,除了老馮為人所熟知的國家法官之外,還有一些喇嘛教的宗教信仰和罐罐山的傳統習俗。按照普米族的習俗,家家都將先人的骨灰放在罐罐中,置于山坡上。罐罐所代表的宗族傳統成為了雞頭寨的重要秩序。雞頭寨的突發案件就在于張龍家放養的豬拱了李二家的罐罐。


按照原有的工作計劃,派出法庭是來處理雞頭寨中的妯娌糾紛案。但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一伙村民扛著一頭活豬沖進了露天法庭,“豬子拱了人家的祖墳是個大事情”?;謊災?,當村民們帶著活豬沖撞法庭時也意味傳統習俗與國家法律正面沖撞。年輕法官阿洛以罐罐山習俗屬于封建迷信為由拒絕受理豬拱罐罐案,差點釀成張李兩個家族的械斗。最終,老馮以調解的方式平息了糾紛,以法官的身份代替張龍家的長者將賠償的豬牽至李二家。至于李二要求的“法事”訴求只能變通地由喇嘛們解決??梢運?,豬拱罐罐案并非由法律規范解決。


故事的中段,馬背上的法庭來到了摩梭人的雞肚寨。摩梭人不僅在社會生活上保持著母系特征,在政治秩序上也依循女性家長所組成的宗族統治。影片中,這個宗族大家庭履行著一個小型文明社會的各項職能,包括政治、經濟、婚姻、宗教與安全。傳統的“走婚”、“占卜”習俗仍然得以保留與實踐。


按照計劃,老馮在此處是來處理熟人借貸案。但是,由于阿洛的疏忽,一行人進山的交通工具——馬匹——以及國徽被竊。突發的失竊案將國家法律拉入宗族秩序面前。當老馮在村寨里進行“偷國徽是犯法”的普法宣傳無果后,一行人只能求助摩梭人長者“阿媽”。最終,被丟棄的國徽在沼澤中發現,至于竊賊,阿媽仍以私自懲罰為由拒絕交由公安依法懲處,否定了國家法律的刑事處罰權?;謊災?,雞肚寨的秩序已經形成了國家法與習慣法之間的沖突,甚至,國家權威的運行需要依賴楊阿姨這位納西族摩梭人的民族干部代理,才能與摩梭的地方權威進行溝通與交易。


影片的結尾停止于彝族人的雞尾寨。老馮尊重與理解雞尾寨的彝族規矩,并由此得以融入族群。但是,當年輕法官阿洛帶著未婚妻——雞尾寨的彝族姑娘——私奔時,其所代表的“法院的人”破壞了彝族的規矩。當阿洛宣稱“我們是合法的夫妻,我們沒有半點錯”來論證“私奔”的合法性時,他實際上是用國家法律與彝族規矩爭奪正當性。結果,彝族人“不打官司了,再也不打官司了……他們不承認法院了,不承認這個國徽了”。顯然,在老馮看來,國家的正式法律在這場秩序正當性爭奪戰中徹底失敗了。


縱觀影片,隨著老馮不斷深入大山,國家的力量也越來越弱。雞頭寨的豬拱罐罐案以“非法”的方式提交了立案申請,恰恰代表其對國家正式法律的信賴,相信“馬背上的法庭”能夠給予公道。盡管最后的“法事”訴求只能通過喇嘛廟來滿足,但可以說,在此,其他秩序只是國家法律的補充。長者的權威與國家的權威“勢均力敵”,國徽馬匹盜竊案成為了兩種秩序的代理人之間的商談與妥協。與宗族秩序一樣,國家法律顯得更加具象化、人格化。但是,雞尾寨的彝族社會中,兩種“規矩”甚至演變為一場承認政治,隨時陷入互不交往的“敵我狀態”。


作為區域發展多樣化的大國,電影表達出來的秩序多元的狀態不僅存在于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也存在于中國廣大的基層社會中。如果以廣義的規范性的行為方式來定義法的話,那么,我們感受到的秩序的多元狀態本就是社會的真實狀態——法律多元。法律多元要求我們秉持一種審慎,甚至以略帶保守主義氣息的態度來面對法治與社會的關系。多元秩序是人民群眾的多樣化生活的體現,代表了人民的需求。雞頭寨的罐罐代表的祖先生活、長者“阿媽”的宗族生活、彝族人的傳統生活共同構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的人民的具體生活場景。如果說,真正的法治建設在人民的心中,那么,基層法治建設不僅僅是人的改造,還是對人民的具體生活的探求、融入與升華。


改革開放以來,以年輕法官阿洛為代表的“國家法中心主義”的法律觀常常遮蔽了秩序多元的實際狀態,以西方的現代法律優越性的價值觀對中國社會進行“一刀切”的改革。老馮與阿洛之間的新與舊、父子矛盾沖突所表達的,正是中國法治的現代化轉型中所面臨的國家法中心主義與法律多元主義之間張力的縮影。由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回到影片當中,從矛盾之中探析中國基層法治在現代化轉型中所丟失的源頭。



法治的群眾路線



老馮作為法官“最講道理”,在群眾中開庭審判,深入群眾,明辨一個泡菜壇子背后的妯娌之爭的實質,了解罐罐山背后的祖先傳統,尊重摩梭人的長者權威,有限地批評彝族村長的“霸權主義民主”作風但又能同情地理解彝族婚姻制度——群眾路線的高效治理就在于“案結事了”。此外,作為民族干部培養的楊阿姨也體現了基層法治建設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原則。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的司法改革與國家法中心主義的影響,中國法治的實踐者與群眾之間的關系逐步發生了斷裂。首先,法官職業化的推進一方面塑造了司法知識的專業化形象,另一方面也樹立了專家與大眾之間的沖突。不僅僅是國家法律與群眾生活相脫離,基層司法工作人員與基層群眾的組織關系也面臨著斷裂。如上一輪法院司法改革主張加強法官職業化,忽視傳統的司法調解作用,不可避免地重普法啟蒙,輕群眾需求。精英與大眾、知識與習慣、審判與調解的區別使得法治精英和基層群眾之間在精神上日益分離,這一傾向更是導致大規模的派出法庭撤并,從物理層面割裂了基層法官與群眾的聯系。從2000年開始,最高人民法院指導下級法院對繁多的派出法庭進行撤并,城郊鄉鎮的派出法庭合并至市區一級。這股機構精簡浪潮的宗旨之一就是進一步推動職業化的審判模式,改變以往像老馮這樣“不規范”的派出法庭工作方式。以四川省成都市為例,到2004年,城區派出法庭全部撤回,全國派出法庭撤并近半數。[1]


其次,新一輪司法改革強調法院的獨立性,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的人財物統一管理,逐步與行政機關脫離。這樣一來,失去組織渠道的基層法院甚至無法完成基本的司法功能。不僅案件當事人無法準確送達公告,而且在城鄉結合地區無法確定當事人財產,判決的案件無法得到有效執行。


最后,審執分離的司法改革理念從基層法院內部阻隔了與基層群眾之間的信息溝通。這種阻隔并非只是由司法與行政機構的分離改革導致的,而是由司法內部的職能分立導致的。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審判權與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在中國逐步推進?;惴ㄔ閡不就瓿閃松笈杏脛蔥杏剎煌ü俾男械母母錟勘?。審執分離改革解決了司法效率與監督制衡的問題,但忽視了案件執行在司法運作中的意義?!鞍附崾鋁恕閉庖凰痙勘甑謀局適侵蔥械耐杲?。在審判“案結”之后才能做到“事了”的關鍵是執行環節法官與每個具體群眾的互動。審執分離改革實際上阻斷了群眾信息對司法體制的反饋。審判法官與執行法官分立為兩種類型的司法工作人員,甚至在法官員額改革之際,還有觀點稱執行人員不應入額為執行法官,或者干脆將執行權從法院體系中剝離出來。[2]來自基層社會的信息阻隔的典型表現是審判法官無法知曉具體的社會事實與群眾訴求,只能局限于立案文檔裁剪之后的法律事實。近幾年來,特別是面對基層個案的司法裁量,司法判決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脫離與此不無相關。


在當前頂層設計缺失的情況下,各地的“擦邊球”實踐在一定程度完成了基層治理目標。但是,就法院本身提供的“定分止爭”的公共產品而言,卻喪失了更新迭代的能力。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將基層社會的信息收集匯總至決策層并實時反饋,從而保持了基層治理的靈活性與契合性。但近年來,基層法院阻隔了群眾信息的反饋?;惴ㄖ蔚娜褐諑廢呷筆Р喚鱟璋嘶闥痙ǖ墓δ艿惱7⒒?,無法實現“案結事了”,而且阻礙了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政治整合。


案件的執行不僅僅具有“實現正義”的司法意涵,還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堵肀成系姆ㄍァ分懈骼喟訃氖抵收侵蔥形侍??;凇鞍附崾鋁恕彼痙ㄖ衛聿唄?,派出法庭從來不是現代法律意義上的、僅在各管轄地域循環審判,而是以“審執合一”方式扎根基層。審判有時高高在上,而執行必須深入群眾。而且,從影片的敘事結構來看 (見第129頁表) ,老馮的司法經驗并非是權利分配的審判,而是權利實現的執行。妯娌案、借貸案、離婚案所共同組成的計劃內案件之所以難辦,不在于審判上的法律知識疑難,而在于法律的執行與實施?;謊災?,派出法庭的真正任務是巡回執行,解決“執行難”問題。


從執行視角重新理解老馮的基層司法實踐,我們明白了老馮的法治為什么扎根于真實的人民群眾生活?!胺剎⒉蛔蓯怯行У?,因為法律存在于具體真實的社會之中”。[3]法律要在特定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中有效執行,不能只是依賴自身的法律機構,而需要動用不受法律支配的其他資源。有時,法律的實施只是片段而已,盡管是最為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片段。在一個長久和多樣的社會過程中,諸多機制相互運作之下,社會才能實現一個特定的目標?;謊災?,法律的執行正是立法與社會的信息溝通機制,有效的信息流通是保障審判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合一的前提條件。相對而言,在審執分離體系下成長起來的阿洛,一方面精于法律知識,另一方面卻切斷與真實社會的信息溝通。



“同意”的政治社會



法律執行的本質是群眾達成普遍同意的過程,與基層的群眾路線密不可分。老馮的司法經驗更多的是一種群眾路線的政治藝術。在執行過程中,村民與基層司法工作人員進行著治理權的妥協與同意;規矩、法律在道理的相互妥協中理解對方,同意對方。法律的執行正是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治理者深入局部人群之中,通過耐心的宣傳、協商等政治方式來塑造“同意”。由此,群眾逐步自覺地成為守法的公民,繼而形成統一的公民,成為人民。


換言之,執行在法治的群眾路線中的實質并非簡單的國家暴力,而是對潛藏在群眾中的人民性進行喚醒、塑造與激活。


雞肚寨的國徽盜竊案之所以成為故事的轉折點,就在于案件的解決到底是依賴于摩梭人的母系組織機構,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基層司法組織。現代化轉型中的摩梭人,到底是以廟堂為中心組織,還是以法庭為中心組織。但是,缺乏強有力的基層組織方式將使得現代化無法產生一種代表各方利益的公共機制,乃至形成一種相互敵視的政治文化。這種敵視的政治文化常常割裂如雞尾寨的彝族人與法院人的聯系。


老馮的基層司法實踐以一種尊重真實社會的保守主義態度來重建政治共同體,法治的群眾路線在于深入到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國家與人民生活融為一體,熟知并尊重每一個傳統習俗。正是在為人民服務的倫理驅動下,作為基層法治工作者的老馮才能夠游走在法律與習俗之間,既完成國家的政治整合,又尊重當地群眾的真實生活,塑造出充滿“同意”的政治社會。缺乏“同意”的社會是無法有效執行法律的。每一場執行都是一場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對話,而非國家單方面的獨白。


中國共產黨不僅是領導當代中國各方面事業的核心力量,而且也是基層社會和政治力量的一個組織、動員、整合和表達機制。[4]但改革開放后的基層組織方式的弱化使得基層司法只能提供一種績效意義上的公共治理產品,而無法動員基層群眾,以政治倫理塑造成共和國的人民?;謊災?,當老馮以為人民服務的職業倫理塑造基層社會共識的同時,群眾在現代化的沖擊之下逐步喪失了政治所需要的、達成同意的德性。[5]在法治建設中,“同意”的德性是更為根本的法律,是政治共同體面對現代化撕裂?;鬧匾種品絞?。由此,基層法治的群眾路線不僅要實現大國的多樣化的治理,同時還有賴于細心呵護群眾的善良風俗。




基層法治工作者的職業倫理



老馮的法治群眾路線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職業倫理及政治倫理——為人民服務,這同樣支撐著楊阿姨和跌落深山的法官同事“長腿”。倫理秩序是法律權威的前提。自由主義的法學觀念常常關注法治的立法環節,從而提出“法律移植”法治建設方案。盡管立法過程通過利益代表機制而吸納了部分民眾意見,但是,法治實施等更多的復雜環節在于執法與司法。正如前文所述,法律的執行才是國家法與具體的群眾生活之間的互動環節。這種互動并非簡單地條文對條文,而是具體的人之間的互動。由此,法治運行離不開人的行為?;惴扇說鬧耙德桌砭齠嘶惴ㄖ斡肴褐謚淶墓叵?。在現代化急速轉型的背景下,法治恰恰應秉持一定的保守主義氣質,學會自我克制,明白法律的界限,而非浪漫地將道德、政治等問題全部囊括其中。否則,阿洛式的法治引來的只是公民抗命——雞尾寨的彝族人“不打官司”來抗議公家人的行為不正是現代的公民抗命表現嗎?


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的職業倫理基礎不斷瓦解。倫理問題一方面不斷轉變為體制改革問題。例如一些司法案件在執行中面臨的道德困境常常轉變為“基本解決執行難”的體制改革問題。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后一些基層司法人員的行為邏輯變為了消極的責任規避,而非積極的“為人民服務”。其根源在于“去政治化”的官僚體制的建立。在筆者的調研中,一些基層法官花費大量時間應付上級考核、調研與開會。甚至有時只能拿晚上的時間來閱讀卷宗。官僚體制改變了基層司法工作人員的職業倫理,其行為目標不再是讓群眾滿意,而是讓上級滿意。


此外,自由主義的“啟蒙”與個體自由的釋放同樣深刻地改造了倫理秩序。在阿洛、妻子這些城里人看來,國家、法律的前提正是?;に欽廡└鎏逕砩系撓拔抑幌夢頤鞘嗆戲ǖ姆蚱?,我們沒有半點錯”。個體權利或者合法權利不過是欲望的工具與遮羞布。在阿洛以個人幸福的名義質疑老馮犧牲“個人權利”的事業時,共產主義倫理式微的世界中,老馮喪失了話語權。喪失倫理世界構建的話語等級秩序,老馮的“犧牲”更多地被視為名譽的換取。這不過是另一種欲望而已。在欲望的視野中,“父子”沖突瓦解,老馮的犧牲與阿洛的私奔并沒有任何高下之分。


影片的結尾并未落在老馮失足落崖的悲傷之中,而是以退崗的楊阿姨的眼神落幕。在影片的開場,這位被通知因為法官職業化的需要而退崗的基層干部,眼神中充滿著疑惑;在影片的結尾,這位回歸的基層群眾,眼神不再疑惑,而是充滿了期待——期待著阿洛能夠理解老馮,期待更多老馮這樣的基層法治工作者來到身邊。


與宗族秩序一樣,國家法律顯得更加具象化、人格化。但雞尾寨的彝族社會中,兩種“規矩”甚至演變為一場承認政治,隨時陷入互不交往的“敵我狀態”。


我們感受到的秩序的多元狀態本就是社會的真實狀態——法律多元。法律多元要求我們秉持一種審慎,甚至以略帶保守主義氣息的態度來面對法治與社會的關系。


審執分離改革解決了司法效率與監督制衡的問題,但忽視了案件執行在司法運作中的意義?!鞍附崾鋁恕閉庖凰痙勘甑謀局適侵蔥械耐杲?。在審判“案結”之后才能做到“事了”的關鍵是執行環節法官與每個具體群眾的互動。


執行在法治的群眾路線中的實質并非簡單的國家暴力,而是對潛藏在群眾中的人民性進行喚醒、塑造與激活。


改革開放后一些基層司法人員的行為邏輯變為了消極的責任規避,而非積極的“為人民服務”。其根源在于“去政治化”的官僚體制的建立。


注釋:


1《就近訴訟成都恢復新建23個派出法庭》,載人民網://sc.people.com.cn/n/2014/0617/c345458-21438837.html.


2相關爭論的最新研究參見譚秋桂:《論我國民事審執分離體制改革的模式選擇》、徐卉:《論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路徑選擇》,載《實證法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期。


3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05頁。


4蘇力:《中國司法中的政黨》,載《法律與社會科學》,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1卷。


5畢克爾:《同意的道德性》,徐斌譯,中國政法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122頁。


來源:《文化縱橫》2018年第5期。